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生于年，获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现年岁。上世纪80年代，她率领同仁研究神经管畸形这一出生缺陷难题，并促成了中美科学界最大规模的一次医学合作研究项目：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使世界50多个国家据此调整和制定了相关的公关卫生政策，我国政府已实施免费为育龄妇女发放叶酸增补剂的政策。《大师》访问了她的亲属和学生、同仁。以下为访谈实录。
女婿周企源：我们跟严大夫相处40多年了，在家都管她叫老太太。实际上我们对她的工作知之甚少，一是她把工作跟生活分开，在家基本不谈工作，更不炫耀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成绩。我退休后整理材料，才对她的经历有深一步了解。
她父亲36岁去世，舅舅身体不好，得肺病，都希望家里有个医生，以后看病方便，所以她小时候有个比较模糊的想法，考医学院。医院，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去那边不方便，她哥哥在清华，说你干脆上清华吧，所以她就考了清华生物系。生物系学制四年，作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她用三年时间读完，之后考上协和医学院。王大夫是从辅仁大学读完预科考上协和的，他俩是同学。后来专业选妇产科是受林巧稚老师的影响，用她的话说就是“妇产科是个比较甜蜜的事业，一个进去两个出来。”
在北京周围这一块，可以说协和的毕业生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基础。特别是建国以后各个专科的领头人，基本都是协和的第一代人，妇产科林巧稚，外科黄家驷，儿科诸福棠，骨科冯传汉，内科张孝骞等等，有这样一批学术带头人建立的制度和习惯，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那代人淡泊名利，大家都是钻研学术，那时候在学会的领导班子上，选举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社会在变化。
她说生活真正的意义就是工作，每一天都能工作就是快乐。在我的记忆里，她只有过一段不高兴。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实际上她已经解放了，但是不给她安排工作，很多事情不跟她沟通，当时她非常烦闷，后来就写信给邓颖超反映问题，大意是“我现在年轻，有精力，我想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但是实际上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不让我工作。”信已经写上去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候也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等于是获得了第二次青春，焕发出无限能量，70岁华丽转身来搞围产保健事业，后来她每天都在工作，基本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严大夫95岁时还在工作，她身体为什么这么好，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其实她基础条件并不好，50多岁有冠心病，60多岁有糖尿病、甲亢。她生活很简单，没什么特殊要求，做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剔。从来不吃补药，药补不如食补，实际上食补又不如心补，她最重要的是心态年轻，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年轻得多，这很重要，她有热爱的事业支撑着。
实际上生活上的困难给她带不来烦恼。70年代末80年代初，住房很紧张，老两口就住在一个12平米的房子里，没有客厅，没有厨房，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书桌两个人轮着用，比如说你前半夜用，我后半夜用。那会儿单休日，没有礼拜六，礼拜天老先生骑着车去图书馆，要么去北京图书馆，要么去协和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看书去。医院要盖新门诊楼，因为医疗用房紧张，她放在心上，跑卫生部，跑各个部门去呼吁，帮助审批，这时候她很积极。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向组织要房，医院也盖宿舍，她从来没有申请过。她不是说“没心没肺能吃能睡”吗，实际上就是一种豁达，心宽是她长寿的秘诀。
我整理资料时还发现，她可以算是最出色的民间外交家，除了医生本职工作外，她承担了很多社会工作。年、年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朝鲜战场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从年历时40年持续不断地在国际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谈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改善和现状，持续不断地宣传，打破外国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60年代初，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为打破这种封锁，要开展民间外交和民间交流活动。严大夫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日本，为今后的中日关系起到很好的作用。
长子王梦凯：从小觉得妈妈除了是一个医生之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新疆、西藏和平解放，政府派出慰问团去落实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严大夫也参加了慰问团，去新疆做妇女工作，宣传中国的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民族地区缺医少药，不要说是老百姓，就是上层人物也没接触到现代医学。我现在还记得新疆王包尔汉先生夫人的名字叫拉希达，严大夫给她看过病。
50年代北京关闭妓院后，成百上千的妓女有各种妇科病和传染病，严大夫参与了救治。 爆发后，她参加由国际知名教授组成的调查团，冒着轰炸的危险，三次去朝鲜，调查细菌战。妈妈回来跟我讲，敌机轰炸很厉害，天摇地动的，等轰炸过后，他们在防空洞里是安全的，门口站岗的卫士就在轰炸中牺牲。
妈妈多次参与大型国际会议，接触各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在大会上作报告，宣传新中国的妇女政策，引起的轰动还是蛮大的。
妈妈虽然把所有时间集中在病人和学术研究上，但她本身并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她很有生活激情。小时候她教我们各种歌谣，有中国传统民歌，也有外国民歌。我记得有一首北京儿歌《水牛》：“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肉，你不吃给狗吃，狗不吃还给你吃。”
次子王欣欣：我年在医院出生，我医院是号病人，我是号。大家都在谈妈妈有多伟大，有多光辉，但是我觉得她关键一点，特别特别的平凡和普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受挫折以后，变成普通人了，在那之前，她也没有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优越。我们当时住在羊肉胡同，周围不少街坊挺穷的，爸爸妈妈对他们非常友好。如果能找着以前的病历，会看到很少有王光超、严仁英买药的记录。当时政府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公费医疗，但是妈妈觉得医院医疗经费非常有限，他们看病拿药都是用我妹妹王卉的名字，自己付钱。他们工资的相当一部分用来订阅国外的皮科和妇产科杂志，当时国内图书控制得非常紧张，也没有互联网，医院也没多少钱用来买学科重要资料，他们自己买。我去美国后，妈妈从来没跟我要过什么东西，只有一次让我买一本妇产科教科书带回来，多美元。
医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对家庭来说牺牲很大。从我们孩子来讲，有一个家长是医生，已经失去很多家庭生活，两个家长都是医生，失去的更多。妈妈当时在医院做住院总，在我记忆里他们很少有时间回家，妹妹上学时开家长会，不是哥哥去就是我去。
我跟爸爸、妈妈接触更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爸爸是工会主席，医院里做科主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工友或普通护士有任何歧视，文化大革命开始打砸抢的时候，没有工人对他们下手。另外，街道对他们非常好。刘少奇当时已经打倒了，政治形势对我们家是很不利的。北海幼儿园造反派来抄家时，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我们街道主任带着一个片警进来了，他说这是我管的片，任何东西要拿走必须经过我同意。如果他们平时人缘不好，不可想象文化革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正因为她有平常心，所以在很艰难的时候才不会有过不去的情绪。从经济上来说，当时非常困难，我和妹妹大概是16块还是18块的生活费，爸爸妈妈大概是20多块，爸爸是王家唯一留在监狱外面的人，亲戚朋友来都要找我爸爸支钱。妈妈从来没有过抱怨，很坚定地支持爸爸。
刚刚改革开放时，妈妈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介绍医院的大夫出国留学，好多年轻干部找她做保，有些高级职称在政策上适合不适合，这方面她担了很多风险，但一定支持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
7年，我在美国看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写的一篇报道，讲中美医学工作者在一起合作，历经25年，找到了一条为婴儿解决神经管疾病的道路，这个故事不光有医学价值，也是中美合作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看完后非常感动，当时中美关系时好时坏，每天看到的报道大多是坏消息：中国出现好多不合格产品被召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分歧；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跟美国都吵得不可开交等，这些坏消息让美国人民觉得中国好像没有什么是好的。我非常感谢妈妈和医院的医学工作者，他们默默无闻做出这么多工作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为中国争取到荣誉。
医院妇产科董悦教授：年我毕业分配来时，严大夫已经是科主任了，我们一直在她的教导下，她不但教会我们业务，怎么做一个好大夫，做一个妇产科大夫，还教我们怎么做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她在国外留学时，学的是内分泌，并不是产科，但是回国后，她根据国家的需要做了妇产科。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世界对新中国都不了解，对新中国的妇幼事业就更不了解了。严大夫除了科里的业务外，还有很多时间是在做对外宣传工作，我记得她陪邓颖超出国访问，介绍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这方面我是很佩服，不是抱怨把业务丢了搞这个，她不那么考虑，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住牛棚，打扫厕所也是认认真真。有一次她打扫的正好是我们一间产房旁边的卫生间，当时待产孕妇和家属都很多，大夫非常忙，顾不过来，有家属就问打扫卫生的严大夫，她照样认认真真给人家解释。
围产是严大夫最早提出来的，这个认识我觉得特别伟大。如果整个孕期的保健做到家，孕产妇死亡率会降低很多，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那时候认识不足，大多孕妇医院检查，很多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比如你有心脏病，不适合怀孕，应该先矫正了心脏再怀孕，那时候不知道，所以检查应该是越早越好。
80年代我们去顺义搞围产保健，当初也没有想到要轰轰烈烈。顺义县新生儿死亡率比较高，当地卫生局的陈局长非常积极，特别欢迎我们去。我们那时候年轻，严大夫已经快70岁了，到大队卫生所找孕妇，有时候孕妇不来还要摸到家里去。在当时的观念里，城里人怀医院检查，农村更觉得怀孕不是个什么事儿了，所以开展还是很不容易的，严大夫跟我们一起到最基层，到老乡家里去。那时候条件也非常差，不像现在有汽车。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东直门坐公交车，颠簸一路过去。没有车费报销，严大夫拿出自己的钱，给我们买长途车的车票，她也跟我们一起搭车过去。在顺义调查中，医院去试点，医院都有各自的想法，她无我、无私，所以才能团结所有人，一切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
她对人特别好，有宽大的心。我从来没见她发过脾气，对孕妇就不用说了，对小大夫、对工作人员都没有，从来不着急。我们有时候就爱着急，一会儿嫌这个护士配合得不好，一会儿又嫌助产不行。文化大革命中，她和王大夫（王光超）都住牛棚，挺可怜的，工资没有了，十几块钱要养活三个孩子，非常困难。但是我从来没听严大夫抱怨过文化革命自己怎么受罪的话，从来没说过，没有任何意见。当时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辱是比较残酷的，造反派抄了严大夫的家，把清朝官服等物件都挂在食堂门口，让她穿着卫生员的衣服，每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时候，一遍遍对大家解释这是我们家的什么玩意儿。实际医院科室的同事，但严大夫事后也没有打击报复，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陈新教授：年，严教授率先把国外的围产保健理念引入中国，在北京顺义县搞了一个小范围调查，发现神经管畸形是造成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发生率非常高，大约在2%到3%的样子。神经管畸形简单地说就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如果头部神经管没有闭合或者说没有发育完全，会造成无脑儿，婴儿出生后显然不能存活。更严重的是，如果神经管的尾端没有发育好，会造成脊柱裂，在腰底部会出现一个大肉包，不但影响婴儿的发育，长大后还会影响到行走能力，甚至大小便失禁。
当时国际上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严教授在年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研讨会上公布这一调查结果时，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震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提出要跟中国合作研究。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络，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对出生婴儿可以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检测，80年代的人口流动还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再一个原因，中国还没有意识到出生缺陷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也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西方国家在探讨用其它方式，比如说服用维生素来预防出生缺陷，但是80年代的中国刚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
严教授提出来能不能利用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利用中国的管理和现场，这个提议和美国科学家不谋而合。她又提出请美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看一看，中国的科学家到美国走一走，互相交流，看看各自都有哪些“尚方宝剑”。当时做出的预算，这个项目要投入上千万美金，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很大一笔资金。美国的科研经费也不能随便往外投，要经过国会批准，中国政府当时承诺配套资金。
项目过程中也有曲折，最大的曲折就是发生了64事件，客观上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影响，觉得中国要乱起来，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家都很担心这个合作项目能否继续下去。严教授在事件稍微平息后，果断写信给美国科学家，请他们再到中国来看一看，虽然少数人参与了政治动乱，但中国的科学家和老百姓还是希望这个项目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事件之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派人来了，严教授带着他们到北京医科大学，介绍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有一批科学家在努力探索；又带他们去基层考察，当时世界上严重神经管畸形病因和预防措施的最大样本就是几百例、上千例，但是在中国，可以观察到几十万例。从科研角度来说，这么大的样本很有吸引力。这轮考察让美国科学家们下定决心，神经管畸形这一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只有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研究。两国科学家经过反复交涉，最后设计了一个方案，观察25万~30万人（实际上最后观察将近50万人）。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也是中美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医院教授李书琴：我是个儿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有相当一段时间，年轻时在门诊病房经常接触一些有出生缺陷的孩子，我觉得儿科医生再有三头六臂也难有回天之力，妇产科对出生缺陷也是不过问的，只要产妇安全生就行了。所以严大夫办围产医学，把出生缺陷预防提前到围产阶段，我觉得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我最早接触严教授是从《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之前知道她是个很有名的妇产科专家，但是能兴办这个杂志我很高兴，用围产的形式将妇产科和儿科结合到一起。近距离接触她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严大夫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她已经80多岁了，虽然是满头引发，但是精神非常矍铄，穿了一身蓝花缎子面的旗袍，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全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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