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条“警官高位截瘫四年雇凶杀己，被捅十余刀后喊救命”的新闻让讨论多年的“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年，陕医院某医生因对患肝腹水晚期的夏某实施安乐死，被公安机关起诉。6年后，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下，该医生最终被无罪释放。这是我国的第一起安乐死案件。年，关于安乐死的立法问题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此后，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提案被提出。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依然没有进展。
生死乃人之大事，“生命权”被视为最高位阶的法益，而人一旦诞生于世，就会具有社会属性。那么，不能选择“生”的人，是否有权利选择“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限制重重，所涉面极广，因此很难有一个不负众望的结论。本文提出几个关于安乐死无法绕开的问题，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引起对安乐死立法化研究的思考。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安乐死”到底是什么？生命不能随意放弃，因此有学者认为安乐死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痛苦地死”，选择安乐死是选择一种生命终结的方式。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在选择安乐死时，人毋庸置疑还是活着的，甚至还有可能继续活很久，而安乐死实际上是加快了死亡进程，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进行“插队”的行为。因此，安乐死就不是一种濒死时死亡方式如何的选择，而是人对自己存活与否状态的选择。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安乐死呢？一般情况下，有三类人可能会选择或者考虑选择安乐死：身患绝症多年、饱受病痛困扰的人；先天严重缺陷的人（比如无脑儿）；自我意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脑死亡患者）。反对者认为，姑息治疗要优于安乐死，至少减轻仪器的负担对患者而言也是一种解脱。而大部分的安乐死合法化支持者认为，对一些显然已经进入无效治疗阶段的患者来说，放弃尊严地活着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痛苦，即使是姑息治疗，放弃尊严苟且地存活着也是对生命的践踏。因此，在明知已经是无意义治疗的时候，支持者认为患者可以选择安乐死。
然而，一个人的生存不仅对他本身而言有意义，更是对身边的人有着重大意义。如果选择死亡，是不是把这种痛苦转嫁给生者了呢？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生活的困境和治疗的高额开销，患者是否可以以减轻家人负担为理由选择安乐死呢？抑或是家人由于不堪经济重负，在各种方面给患者施压从而造成患者选择安乐死？于是，在明知已经是无意义治疗的时候，是否可以安乐死？
如果说面对着无意义治疗的苟且存活时，选择安乐死还可以解释为是患者的个人解脱的话，那么在个人毫无治疗意愿时，是否可以选择安乐死？理想中的自由是人对自己的完全掌控，然而这种掌控包括选择死亡吗？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自杀视为犯罪行为，可见放弃生命是被大部分主流文化所不能认同的。这种限制是保护还是限制了人权？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意愿怎么界定？假定有一天安乐死合法化，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尊严而放弃生命，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新生无脑儿、失去意识的脑死亡患者、昏迷者、精神错乱的高龄患者的个人意愿？直系亲属的意愿真的可以代表患者本身的意愿吗？如果直系亲属也可以作为确认人的话，是不是一种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生命至上还是尊严至上？安乐死的支持者多认为，有些患者在毫无尊严地活着，这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折磨（例如本文开头雇凶杀己的警官）。可是，尊严是人的本质吗？生存，到底是生，还是生而为人？
生命的意义不只是生存，这既可以是安乐死合法化支持者的理由，也可以是反对者的说辞，这大概就是安乐死的悖论吧。
END作者：聂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编辑：吴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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