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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正见

发表于《民主与科学》

严仁英

●严仁英,年生于中国天津,年获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是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医院名誉院长。年12月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第六至八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上世纪80年代,严仁英率同仁研究神经管畸形这一出生缺陷难题,促成中美科学界最大规模的一次医学合作项目: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我家洗砚池边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九三正见

退一步在人前

跳一步在人后

中国近代先驱中,对严仁英影响最深的,应该要算是她的祖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修了。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他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其中尤以为改革科举制度而奏请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盛传于世。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阅览经史书籍的贵州学子们终于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

严修也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年办起的严氏女塾开创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年10月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里开设了“保姆讲习所”(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和严氏蒙养园(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

严仁英的父亲严智崇天性聪颖,刻苦好学,青年时代就被崇尚新式教育的严修送去日本求学,学成归来进入当时的外交部工作。严智崇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不断把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料引进中国。

他亲自把日本幼儿园的教学教材翻译成中文交给父亲创办的严氏蒙养园,以不辜负严氏家族的培养。此外,严智崇还有一手扎实的日文功底,曾担任袁世凯儿子的日文教师。

然而,严智崇年不幸在日本去世后。当时,严修正在为筹办南开大学而与张伯苓先生奔波于美国。

返国途中,船甫抵日本,即接获长子智崇过世的噩耗,严修深受打击。于是祖父将对儿子的期望寄托在了严仁英身上。

在祖父的安排下,严仁英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考入南开中学——但祖父作为南开创始人并没有给严仁英任何优待,甚至没有根据严仁英的成绩安排她的班级,而是直接让她跟着下一个年级读,对她说:“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希望你能够把学习赶上来,永远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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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两个书包上学

严仁英心疼母亲为了照看罹患肺结核病的三哥付出的辛劳,从小便立志学医。然而当严仁英从南开毕业报考协和医学院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严仁英在南开的老师们一致认为:协和名声在外,但过于“洋化”,毕业后很有可能所学的许多东西在中国都用不上,不如齐鲁医学院稳妥;而母亲则希望严仁英报考离家近一些的学校——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国大地,特别是在通往山东的道路上一片混乱。

于是年,在五哥严仁荫的建议下,严仁英放弃了山东的齐鲁医学院和北平的协和医学院,转而投考清华大学。

与协和不同,清华没有医预科,严仁英只得先进入生物系学习,但她学医的初衷却没有改变,老师们了解到严仁英从医的志愿后,也一致支持严仁英同时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但这意味着严仁英要付出双倍的精力,开始了“背着两个书包上学”的求学路。

年,严仁英如愿考入了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协和医学院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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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根据地送药

从来没怕过

严仁英在协和的“收获”不仅是学业上的,还有一生的爱情——严仁英与王光超相识于协和,于年结婚。他们一生相敬相爱,同为医学专家,被称为“杏林双彦”。

王光超也来自天津的一个大家庭,父亲王治昌曾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管理的重要人物之一。

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曾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工作者。

王光超的弟弟王光杰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无线电专业,在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光杰积极投入到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同时他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

王光超则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著名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

紧接着,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也都纷纷参加革命。

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医院及校舍。

医院的同事一起经历了屈辱、惨痛的时刻,“一夜之间,这块六万多平方米的空间成了活人的坟墓,死一样的沉静。阴医院。”

“那些危重病人,有的死在已经滴空的输液针下,有的戴着氧气鼻管,闭上了双眼。喊声、哭声、呼叫救命声、器械的碰击声、瓶瓶罐罐的破碎声,混杂在一起。”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医院被迫关门停业,一大批协和人不得不自谋生路,刚刚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仅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与此同时,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家宅邸挂牌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已开业多日。诊所里只有王光超一个大夫,但无论是常来常往的病人,还是大量购进的药品,都为“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几许神秘。

严仁英后来回忆:“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然后偷偷送往根据地,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但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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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我做什么

那我便做什么吧

年,经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日军宣布投降并撤出中国。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里任教的日本教授也被遣返回国了,偌大的医学院一下子处于停顿状态。

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接收北京的各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正式变成了北京大学下属的八大学院之一。医院重新开业后,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各医院各科的主任、教授。严仁英的恩师林巧稚被聘为妇产科主任、教授。

内科有吴朝仁、王叔咸,外科有关颂韬、王大同,儿科是诸福堂,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放射科付少文等。

除了这些中国医学界“奠基人”的协和著名教授外,医院的护理部和各科护士长也都是原来协和的同事,星光熠熠。

林巧稚是严仁英在协和结识的恩师和挚友,也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

林巧稚虽然没有孩子,但她一生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誉为“万婴之母”。

严仁英立志成为像林巧稚那样伟大的女性,林巧稚也把严仁英视为接班人,于是在林巧稚的推荐下,严仁英进入医院成为住院总医师。

年严仁英夫妇赴美进修,不久,传来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消息。

早就参加革命的王家兄妹王光杰、王光美、王光和也都回到了北京。远在美国的严仁英和王光超归心似箭。而美国方面则明确希望他们能够留在美国,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甚至表示去台湾也可以。

但严仁英夫妇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到了祖国。

严仁英回国后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给妓女检查身体。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所有妓院,要求医务人员给所有妓女查体。

严仁英丝毫没有犹豫——作为一名医生,在她眼里,患者就是患者,从来没有身份的差别。此后,严仁英不断接到赴偏远农村出诊的工作,但她从不以此为苦,能够让更多的妇女减少病痛就是她最快乐的事业。

并且,严仁英在国外留学时,学的是内分泌,后来根据国家的需要做了妇产科。

她总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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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围产医学的大旗

年,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在那里,目睹了大量让她惊心动魄的病例:用门板抬进来的产妇,身体外面挂着畸形的婴儿的胳膊,奄奄一息。这种情况,医生往往也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严仁英由此又产生一个大胆的念头:把研究的重点从临床妇产科转到围产保健。

然而想法还未及实施,文化大革命爆发,严仁英以“刘少奇安插到医院的黑手”(严仁英是刘少奇的嫂子)的“罪名”,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甚至被安排打扫厕所。同事回忆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那时厕所最干净了”。

有一次她打扫的正好是一间产房旁边的卫生间,当时待产孕妇和家属很多,大夫顾不过来,有家属就向打扫卫生的严仁英咨询,她就放下手里的活儿认认真真给人家解释,等病人走了,严仁英又接着打扫厕所。

挺过了文革,年,严仁英全票当选医院院长。“围产保健”工作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

“围产保健”是20世纪70年代才由严仁英在我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在国外当时称为“母胎医学”。

这门科学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是融合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从妇女怀孕开始(也相关到婚前、孕前)就对母亲、胎儿及新生儿进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根本目的就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儿健康。

对于严仁英这个“弃临床、选保健”的举动,也有许多人不理解。在旧时的观念里,“保健”,既不用做手术也没什么学问,待遇又不高,没有前途。

严仁英却说:“临床医生固然可以给危险的重病人治好,可是你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作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比那个更好吗?”

80年代初,严仁英开始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围产保健高危因素调研。通过调研发现,神经管畸形是造成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发生率竟达到2%到3%。

神经管畸形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常见的临床表现有无脑儿和脊柱裂,影响婴儿的行走能力,甚至导致婴儿死亡。

当严仁英在年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研讨会上公布这一调查结果时,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震惊。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有比较完善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络,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80年代的人口流动性也较小,对出生婴儿可以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检测,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研究优势,因此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与中国合作研究。

在严仁英的努力下,中美合作项目顺利展开。

年,严仁英牵头组建了北医大妇儿保健中心,年通过研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可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这一研究成果从年开始被卫生部推广,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母婴的命运。

此后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50%。

90年代初,严仁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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