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生物艺术与技术BioartandTechnology“正如每一种新媒介一样，从广播到视频，从计算机到电信，生物技术的工具和过程为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以此开启了在《生命迹象：生物艺术与超越》中对生物艺术的开放讨论。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给产业和经济带来了极具潜力的社会效益，在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显然人类也需承受技术所带来的生物问题的威胁。“生物权力（biopower）”和“生物政治（biopolitics）”提醒着我们生物问题不仅限于技术与产业，它们将关联到整个社会和文化模式，同时不断挑战着现有的法治和伦理。当进化以新颖的方式加速展开，进化的尺度将从地质学时间压缩到个体的生命周期。生命形成连续体，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承认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认知连续性，将帮助我们接受、创造新的生命和新的关系，共生和合作的思想在生物技术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生物艺术是一种致力于探讨生物物质性质的艺术，它操控、修改或改造活体生命和过程。”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如此定义生物艺术，正表明了艺术家往往是生物技术和相关伦理问题最敏锐的观察者，他们探索了生物技术文化的无数主题和途径，积极塑造话语和公共政策，通过艺术表达激发广泛的辩论。本专题将通过对生物技术文化、生物伦理学、生物学与艺术史的研究，结合大量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实例呈现出生物艺术发展面貌。我们将开放地探讨生物技术的发展，包括生物媒介和生物材料的创新与应用；生物技术在政治与伦理上的交锋，探讨生物主体性和政治媒介的构建；分析包括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乔治·格塞特（GeorgeGessert）、奥伦·卡茨（OronCatts）、艾奥纳特·祖尔（IonatZurr）等众多艺术家，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动植物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做出的广泛而先锋的艺术探索。我们的梳理将从上世纪生物中心构成主义的探索延伸到当下的遗传艺术视角，在生物史和艺术史的融合下，同时提供回顾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视角。卡里·沃尔夫：生物伦理学和后人类主义的必要性（上）
文/卡里·沃尔夫（CaryWolfe）
译/富裕
但谁，是我？（Butwho,me?）
——雅克·德里达,《有限公司（LimitedInc.）》生物，伦理
提出生物伦理学可以思考什么的问题，不仅是提出其制度规范的问题，这确实是强有力的授权问题，也是提出其哲学规范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将提出这样的论点：生物伦理在其实践的主导模式中，如果要更充分和负责的处理“生物伦理学”中的“生物”问题，即雅克·德里达简述为“普遍生命力（thelivingingeneral）”[2]的问题，需要在其所选择的领域进行哲学家科拉·戴蒙德（CoraDiamond）（跟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重述（grammaticalredescription）”[1]。
图1雅克·德里达《有限公司》(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在这篇文章的限制下，我只能通过涉及一两个最知名的实践者来提供当代生物伦理学的快照。有鉴于此，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当代生物伦理学在体制上最强大的形式（如果不完全被限定在政治学研究范畴中的话）存在于卫生保健和医疗政策中，其包含着人们所期望的所有附加条件。事实上，当代生物伦理学最好不是被理解为伦理学，而是作为米歇尔·福柯所分析的现代时期“生物权力”的崛起的神化，其中，“健康”领域和将被称为“生物医学”的领域具有新的、政治上的核心作用，直接与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相联系。[3]在这种语境下，福柯表示“人民的健康和生理福利的出现”成为“政治权力的基本目标之一。”[4]
根据福柯对“生物权力”及其在“医疗-行政”大厦中的表现的分析，当代生物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生物伦理学假定为那些对生命和死亡施加权力的当代生物技术设备和机构充当自我指定的良知，但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良知”的功能和建立合意于国家和经济权力的政策的功能并不总是或甚至经常达到同步。此外，虽然在生物伦理学领域，良心方面的强制力可能很少，但在政策方面却不乏强制力，因此，在批评家大卫·申科（DavidShenk）称之为真实伦理（RealEthik）的协议中，尾巴确实在摇晃着狗，他写道：“简单地宣布某些程序[如克隆人]不道德，并要求立即和永久禁止是公然无视技术的历史，其中的一个教训可以公平地概括为‘如果它能做到，它就会被做到。’”[5]
图2卡尔·艾略特（CarlElliott）
诚然，这样的立场是值得